发布日期：2023-10-26 来源: 网络 阅读量（ ）
◇劳动者遭遇欠薪且协商调解无果后，不得已通过劳动仲裁、法院诉讼等渠道维权，程序繁琐，成本较高。而欠薪者往往受到的处罚并不高，违法成本较低。 ◇除了合同，农民工一定要注意收集与工作相关的证据。比如工作服、工牌、考勤表、工资单、上岗证等；押金收据、工资欠条、之前的工资结算单等可以证明工资数额的证据；如果双方对拖欠的工资数额无异议，与对方协商要求出具工资数额明确的欠薪字据；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劳动者一定要强化法律意识，注重保留书面证据。 ◇建议提高违法成本，加大刑事惩处力度；检察院、法院、公安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也应密切配合，共破讨薪难。 今年2月19日下午，山东省五莲县检察院在疫情期间通过互联网法庭成功支持起诉10起农民工讨薪案件，最终促使原被告双方当庭达成调解。记者从五莲县检察院获悉，自2017年至今，该院共受理此类案件79件，已累计为农民工追回481万余元血汗钱。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为何频发？农民工缺乏法律意识，在维权中往往苦无证据、讨薪无门，该怎么办？如何从根本上破解农民工等群体要账难？ “一般来说，拖欠工资的企业，有的的确是遇到困难，暂时无力支付工资，但这只是少数，相当一部分老板并不缺钱，可就是不发工资。根据以往经验，一般农民工讨薪问题集中在年末，这个时间劳动监察部门比较忙，案子堆积，人手有限，又没有太大的权力，造成有些案件不了了之。”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新亮说，“更现实的原因是，对老板来说，违法成本太低，他们因为拖欠工资而受到的处罚往往并不高，难以起到警示作用，即便有关部门加以整治也收效甚微。而对农民工来说，合法讨薪的成本高、耗时长，结果更是无法预料。尤其是每逢年关，他们急着回家过年，没有时间走劳动仲裁程序维权，即便通过劳动仲裁，耗时也很长。再加上农民工普遍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工资条等证据，劳动仲裁也存在困难。” 记者同时联系到山东省五莲县检察院员额检察官杨凤秀，她曾办理多起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支持起诉案件、追索劳动报酬申请支持起诉案件和劳务合同纠纷支持起诉案件。“2017年我院办理的5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案件事实均发生在2014年，5名村民分别与村委会约定为村委会修建水渠路工程拉料、清理集贸市场、清理街道垃圾等，村委会未依约支付劳务报酬。在向我院申请支持起诉之前，申请人已经多次向村委会催要拖欠的劳务费，最终无果，不得已在2017年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请求检察院依法支持起诉。”杨凤秀介绍说，案件中5名村民追索的劳务费从900元至2300元不等，虽然数额不多，却讨要3年无果，最后只能通过诉讼解决。 “可以说，对农民工而言，要账面临重重困难。”杨凤秀坦言，一方面，这些农民工兄弟普遍文化水平较低，欠缺法律知识，往往不了解基本的诉讼程序，存在较大的败诉风险；另一方面，面对过长的诉讼周期和较高的维权成本，一些原本就经济困难的人不会选择打官司，也不敢打官司，因为即使最后赢了官司赢了理，也可能因为执行问题而空欢喜一场。如果拖欠的劳务费不高，农民工无奈之下往往会自认倒霉，如果拖欠的劳务费过高，或涉及人群较多，又很容易在讨薪无果的情况下走向极端，比如升级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恶性事件。 “历年来，农民工欠薪的高发领域是建筑工程行业，从近几年的案件类型看，这类案件深层次的矛盾依然没能解决。”山东省五莲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韩秀忠告诉记者，“2020年1月至今，我们已办结6件追索劳务报酬案件，还有10件在办。2017年，我们办理的5件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以及3件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全部属于建筑工程领域。据统计，2017年至今，办理的建筑领域拖欠工资案件占拖欠工资案件总数比例超过40%，可以说建筑工程行业依然是欠薪重灾区。” “最常见的难点，在于举证困难。”杨凤秀告诉记者，我国民事诉讼法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外出打工都是经亲戚、同乡等熟人介绍，靠的是熟人之间的信任，加上企业用工不规范，尤其是建筑工程领域长期存在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潜规则，经常有农民工都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这是典型的就业途径不规范，一方面，容易出现农民工讨薪不知道该告谁的乱诉局面，造成法院立案难、送达难；另一方面，很多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任何书面合同，甚至连一张简单的欠条都没有，造成权利义务没有书面证据予以确认，一旦发生纠纷，农民工在立案或开庭时往往拿不出有力证据，法院对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工资数额难以确认，大大增加了农民工败诉或撤诉的风险。”杨凤秀强调。 2018年9月，五莲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追索劳动报酬申请支持起诉案件中，申请人许某在2014年承揽了某建设公司承建的沿街房钢筋制作及安装工程，并雇佣若干农民工施工。工程于2015年底完工，其间，该公司断断续续支付工程款和工资。2017年12月，该公司工作人员向许某出具工程量说明，后工程款和工资多次索要不得，向有关部门反映亦未得到解决。2018年1月，许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申请检察院支持起诉。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介绍说，本案中，由于在项目施工期间该公司断断续续向许某支付工程款，工程完工后，该公司工作人员还向许某出具相关工程量的书面说明，“由此可以认为，双方形成建设工程承揽法律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合同，一定要注意收集与工作相关的证据。”杨凤秀说，“比如工作服、工牌、考勤表、工资单、上岗证等可以证明本人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凭据；押金收据、工资欠条、之前的工资结算单等可以证明工资数额的证据；如果双方对拖欠的工资数额无异议，最好与对方协商，要求出具工资数额明确的欠薪字据；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劳动者一定要强化法律意识，注重保留书面证据，这样才能在劳动仲裁和诉讼中取得优势。”杨凤秀提醒。 记者了解到，旨在惩治恶意欠薪犯罪行为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始于2011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据五莲县检察院统计显示，2011年至今，该院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2件2人，批捕1件1人，不捕1件1人，受理审查起诉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1件1人，提起公诉1件1人。 在恶意欠薪入刑前，劳动者遭遇欠薪，普遍通过协商、调解、劳动仲裁、法院诉讼等渠道，程序繁琐，成本较高。在此背景下，恶意欠薪入刑对打击该类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现实中，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适用率并不高。 对此，王新亮表示，原因在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要求企业主须是“恶意”且欠薪“数额较大”，且“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但是，目前认定“恶意”的取证非常困难，“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难以认定。刑法规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至于欠多少钱判多重的刑，目前并未明确标准，也欠缺相应的司法解释，这也导致适用该罪名处理比较难，不利于恶意欠薪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根据现有规定，被恶意欠薪者必须先到当地有关部门举报，如情况属实，有关部门下达支付令；在接到支付令后,如欠薪者仍拒不履行，公安机关才能立案，再进入司法程序。”王新亮认为，如果可以适当调整办案方式，降低立案条件，去掉刑事立案的前置条件，将有利于更好地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比如只要有数额较大的欠薪行为，同时又有转移财产、逃匿等迹象，公安机关就可以立案。对于是否具有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等情节，可以放到案件侦查阶段完成，如此就会大大震慑恶意欠薪的行为。”王新亮说。 而在韩秀忠看来，解决农民工要账难，需要执法司法机关密切配合。他告诉记者，2019年10月，在国新办举办的打击恶意欠薪犯罪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罗庆东明确提出，要将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作为检察机关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的一项重要工作。基层检察机关要立足检察职能，充分运用打击、预防、监督、教育、保护等措施，综合采取提请抗诉、支持起诉、检察建议等手段，依法办理农民工申请监督维权案件，同时检察机关要与公安、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法律援助机构等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从制度上最大限度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要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依法查处有关农民工工资案件，同时进一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恶意欠薪；公安机关有责任依法及时受理、侦办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依法处置因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的社会治安案件；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可以通过加强诉讼引导，依据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同时强化执行力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