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10-04 来源: 网络 阅读量（ ）
BWIN官网中国当代建筑在海外专业期刊中跨文化传播历程研究 黄婧琳 支文军 时代建筑2023年第6期专题“建筑艺术的跨文化对话与传播”收录了三篇文章，分别研究了中国当代建筑在海外专业期刊中的跨文化传播历程、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作为空间媒介的当代中国标志性建筑，以及矶崎新在策展实践中对“日本性”的表达。作品栏目刊出了溧阳天目湖方所方村、北京天光艺术馆、宁波周尧昆虫馆和智利圣地亚哥地铁站 中国当代建筑的跨文化传播与互动已有40余年的历史，建筑期刊是这段时期主要的跨文化传播与互动的阵地之一。文章以海外五本建筑期刊的“中国报道”统计数据为实证基础，将研究对象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剖析其文本特征、叙事逻辑、理论话语，总结当代中国本土建筑跨文化传播的特征、趋势与价值。以文化维度理论为参照，解析中国当代建筑跨文化传播历史脉络中包含的媒体立场与文化维度，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作用，为未来中国当代建筑的跨文化传播与互动提供启示。 目前中国当代建筑跨文化传播研究重视与强调“建筑历史书写范式”的转移，即从“西方中心论”转向“全球史观”，从而建立一种“共时性”与“平视”的视角，带来叙事方式与书写逻辑的转变，以共同发生、连接、对话的笔触书写中国当代建筑跨文化传播历史理论。其中，朱剑飞长期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运用西方政治文化、哲学社会领域理论，对中国现当代建筑进行诠释，从而在中国建筑实践与理论及西方建筑文化领域之间形成了“理论”上的关联和对话关系；①李翔宁、莫万莉从全球史观的角度描述了海外展览、期刊中的中国当代建筑概念。[1]也有学者或以微观视角，从文本、案例出发，归纳与总结中国建筑特征，或借助文化传播理论中的有关概念，理解文本与实践案例。冯仕达以设计实践为例，直观地呈现跨文化交流中国情与实践语境不同造成的交流困难，[2]以及西方媒体论中国的预设、视界、认可与差异。[3]王颖、王凯阐述了21世纪头十年西方建筑媒体话语中的地理、制度、文化历史概念中的“中国”。[4]支小咪探讨了战后日本建筑在国际评价上的变迁，并重点研究了不同时期欧美建筑专业杂志对日本建筑术语与“日本性”阐释的演变，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照。[5-6] 西方建筑期刊对中国的报道BWIN官方平台，经历了从东方主义刻板印象，到中国在跨国建筑生产中成为世界各地建筑师和承包商的重要建筑与生产资源，再到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参与者、在全球化进程中书写中国性议题的过程。虽然这其中伴随着历史进程中书写范式与理论议题的巨变，但是中国当代建筑跨文化传播是否体现了文化传播中固有的国家文化维度、文化震荡，及其在媒介中所体现的文化碰撞与适应过程中的建筑批评现象，且文化维度与当下的全球化共时性书写又存在怎样的关系，都值得进一步探索。 本文选取了美国《建筑实录》（Architectural Record）、英国《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英国《建筑设计》（Architectural Design）、意大利DOMUS、法国《今日建筑》（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作为研究对象，②统计了有关中国当代建筑的报道471篇（表1）。笔者将其分为三个历史典型阶段，试图剖析其文本所反映的历史特征，进而在跨文化传播纵向脉络中总结出海外期刊在关注中国问题时所呈现出的“一贯性”与“多元性”特征，即在微观上媒介特性与关注视角呈现出多元性，在宏观上由全球地方文化差异带来的对中国建筑持续一贯的关注，“有距离”的批判，对“整体”与“真实”中国的观察。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建筑期刊集中报道中国现代建筑的小高峰，具体体现为美国《建筑实录》发表的美国建筑师协会对中国建筑的集体访问——《中国与中国建筑》；法国《今日建筑》对中国实地考察后，发表了长达139页的《中国：1949—1979建筑与规划》专辑，从“城·乡” “传统·新中国”的二元视角展开，内容囊括了从传统城市宇宙观、城乡历史矛盾，再到北京十大建筑，北京上海城市建设、中国农村运动等；英国《建筑设计》对中国建筑领域的全面涉猎，内容涉及权力、制度与决策、物理和人文环境、发展战略、交通与城市规划、住宅、建筑教育等。从上述内容的叙事逻辑中，可以看到西方的观察从东方主义视角逐渐深入到中国现实问题的转变。 上述这一批报道，正好与在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处于同一时期，爱德华在政治文化艺术领域、学术研究、宗教问题中对东方地区特定的叙事结构与行文逻辑进行了总结，[7]体现为“东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蒂克、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因而可能会对现实问题视而不见。西方建筑界对中国建筑的描述，也始于这样的东方主义叙事结构和思维框架，1974年与1981年，《建筑实录》发表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章称：“东方建筑的体系结构和西方如此不同，但中国人也没有什么好值得羞愧的”[8]，“访问中国当然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它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一样。这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国家，有蜿蜒的山脉，可爱的湖泊，而且有8亿人在生活，而且是一个农耕文化的国家。在地势平坦的地区，特别是在南部有被大量灌溉的土地。农场的土地绿意盎然，会让美国的东部人想到威斯康辛。”[9]这与1947年《建筑评论》的中国报道口吻如出一辙：“北京古都庞大建筑群的完美程度可与几个世纪前的雅典卫城相媲美。在北京的古建筑中，丰富的色彩完美地融合在严肃而庞大的建筑中。伍德沃德说，离开中国后，他发现自己对西方看到的一切建筑有了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10] 这些猎奇、旅行者的口吻，带有鲜明的东方主义传统以及对理想化的中国传统的怀旧与美化，由于无法应对现代性的问题，它最终将中国美化为一种静态的刻板印象。但随着内容与考察的深入，会发现“刻板印象”逐渐形成了“有距离”的批评，从而产生对中国建筑的有益启示。 由于当时的西方建筑界已具有成熟的模式、理论体系与思考范式，因而，西方在初探中国现当代建筑时能够整体性、系统性地发现其中的特征与问题，这些思考至今看来仍然是深刻的。 在实地考察中，西方建筑界很快发现了中国建筑属于集体创作而非个体创作的特征，1981年《建筑实录》第8期对中国的建筑设计方式发表评论：“通过其自身的组织，该行业也解释了产品的相对‘非个性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创作更多地以集体而不是个人的方式进行。因此，这些草图会定期张贴，并在研讨会上进行讨论，以充分了解项目的重要性”。[9]而有意思的是，他们发现并肯定了这些特征对于西方的价值。同样，1979年《今日建筑》第2期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中国的建筑经验可以为西方提供一些东西，比如其设计院的工作。这些机构并不像大多数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建筑设计局’，而是更接近于法国的‘建筑设计团队’。它们提供了连续性的元素，纳入了更系统的研究活动，并能够解决重大的区域设计问题。”[11] 针对中国建筑设计在渴望现代化、工业化的同时对传统建筑的决裂与批判，1979年《今日建筑》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建筑的连续性和身份性已经丧失：“除了北京，对古城墙的拆除，在全国其他历史名城也普遍存在，这是与历史的一次鲜明的决裂，至少当时人们是这样认为的。然而，用宽阔的西式林荫大道取代城墙，带来了渗透城市空间和抹去历史参照物的问题，历史的连续性和身份认同已经丧失。在其他地方，比如法国梧桐树林立的上海街道，展示了中国人设计的西式街道空间。”[11]《建筑实录》还认为这是中国建筑师未来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且西方建筑师能够从中起到作用，“一个新的方向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很难付诸实践：重新建立与中国历史建筑的连续性，这是一种全球共识。最近中国在放开三十年文化封锁期间被压制的中国历史建筑的研究和批评”，并肯定了贝聿铭先生在这一方面的独献，“外国建筑师可以引导中国同行更有把握地欣赏自己的建筑遗产，从而走向新的中国建筑身份。贝聿铭在中国设计的酒店表明，他显然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9] 西方建筑界同时指出了中国建筑设计重视技术实用主义而非专业价值（创造性）的特点，《今日建筑》称，“如果中国建筑想要取得进一步的创造性发展，它将面临两大障碍。首先，从内部来说，有限专业范围内的建筑教育致力于技术人员的生产BWIN官方平台，对于解决问题的创造力或者在工作中的专业责任缺乏理解；其次，障碍来自建筑行业本身，他们必须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设计，或者努力提高目前较低的质量标准，以及解决建筑师和建造者之间现存的工作责任问题。任何对中国建筑未来如何发展的思考都无法逃避这些问题，而中国对更具影响性的建筑的渴望也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建筑设计的核心问题源于中国建筑师的实用主义视角。他们希望对西方的影响做出回应，但他们有一种固有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表现为对变革的。”[9]同样，《建筑实录》也认为“因为在中国，关于教育的争论远未结束。尽管现在的重点是技术效率和寻求职业资格。”[11]当下，中国建筑行业面临转型，房地产建设量下行，重新思考西方评论者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提及的技术效率、职业资格、实用主义、建筑师和建造者之间的责任等问题，则有可能成为一个转型的契机，从而创造更广泛的具有影响力的建筑。 这些“有距离”的批评至今看来仍显得中肯而有益，值得进一步反思，正如同回顾中国现代建筑历史，似乎能跳出历史的局限性，对当时的问题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而这些来自西方建筑学界在国门初开时的“眺望”，则有可能窥视“全貌”，从现代直指当代，或许也可成为中西继续对话的“门窗”。 在20世纪90年代，实验室、乌托邦、大城市的超现实主义是当时西方建筑期刊形容中国的常用短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些言语中充满了对中国市场的热情与憧憬。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报道内容几乎清一色是西方建筑师的中国实践，直到2000年以后，情况开始有所转变。 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自2000年以来，关于中国本土建筑的报道出现了首个小高峰，打破了西方建筑期刊长期以来仅报道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缺失对中国本土建筑报道的局面。这一集中报道的内容主要表现为集群建筑（表2）。长城脚下的公社（the Commune by the Great Wall）是其中的代表，它由12栋别墅组成，坐落在长城附近连绵起伏的群山中BWIN官方平台，每栋别墅都由亚洲著名建筑师设计，其中包括日本建筑师坂茂和隈研吾，以及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中国建筑师张永和，它的名字借用了“人民公社”这一社会主义初期建立于中国农村的集体农业制度——虽然与社会主义公社的记忆并无直接的关联。[12]集群设计随之形成的建筑师集体亮相、集中曝光，带来了更高的市场、社会、媒体的关注度。建筑背后的资本力量通过国际明星建筑师及其作品，经过媒体的推广，形成文化场域和符号的力量，从而带来更大的市场、社会效应，以及更大的资本，这是建筑、媒体与中国高端项目市场结合的典型样本。 西方建筑期刊也注意到了中国本土建筑师通过国际合作、作品集中出现在同一地点的现象，并认为这是卓有成效的。2008年《建筑设计》第5期将长城脚下的公社总策划张永和比拟为日本的矶崎新（Arata Isozaki），“中国媒体迅速关注到其在国际上的曝光，随着中国对新建筑的兴趣日益浓厚……全国范围内的许多总体规划和建设项目都开展了国际合作，包括备受瞩目的四川安仁建川博物馆群（2003年），由中国最有成就的当代建筑师之一、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张永和负责总体规划。这种将中国的‘明星建筑师’聚集在同一地点的现象，让人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矶崎新在日本策划的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福冈，这种合作对于博物馆和大学等公共建筑来说尤其成功，这些建筑需要独特的身份并区别于大规模生产的设计。”[13] 以上内容凸显了2000年后中国在全球设计舞台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当时世界开始更加认真地关注中国较为先锋的建筑师（在张永和在20世纪90年代初独自引领潮流之后），这一发展伴随着那些建造实验性设计的建筑师（不必经历西方同行的“纸上建筑师”阶段）的本土认同的加强。[13] 这一时期，西方建筑界通过大量的中国建筑实践与合作，以实践先行而非理论先行的方式来了解中国建筑。
